東西問·兩會｜強舸：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新”在何處？

　　本文首發于2021年8月26日，略有刪改。

　　2021年6月，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發布《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全面闡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形成發展、豐富內涵與時代使命。同年8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布文獻《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與行動價值》，其中專段論述新型政黨制度，指其能夠真實、廣泛、持久地代表并實現最廣大人民和全國各族各界的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只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有效克服了政黨之間互相傾軋造成政權更迭頻繁的弊端。

　　與西方政黨制度相比，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之“新”至少體現在三個維度，并由此構成了推動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力量。

　　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

　　政黨制度不是憑空設計出來的，而是植根于具體的歷史實踐。斗爭是貫穿西方政黨制度誕生以來的實踐主線。作為近現代政治發源地，英國政黨體制誕生于十七世紀，今天英國保守黨和自由黨各自前身托利黨與輝格黨為了不同政治目標和派系利益從國會一直廝殺到戰場，歷經數十年漫長內戰，建立起兩黨對立、輪流執政的政黨體制。然而，這一政黨體制十九世紀中葉在美國再度陷入危機，老牌民主黨在輸掉與新生共和黨的競選后，直接掀翻桌子，打響美國歷史上最慘烈的南北戰爭。在西方政黨制度下，執政黨與在野黨乃至執政聯盟內部各黨派間始終敵意多過善意，斗爭、拆臺、破壞超過合作。在2016年以來歐美政治變局中，西方政黨制度的對抗性更是愈演愈烈，令議會體系超載，街頭政治乃至流血沖突再度頻繁上演。

　　與多數第三世界國家普遍照搬照抄西方政黨制度不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合作而非斗爭，是貫穿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七十多年歷程的根本原則。辛亥革命后，中國誕生了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一批現代政黨。雖然這些政黨的政治理念和代表階層各不相同，但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面前，它們大多有著同樣的目標：國家獨立、民族解放。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歷程中，中國共產黨主動提出統一戰線，各民主黨派高度認同中國共產黨的理念，積極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紛紛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形成了新型政黨制度雛形。1949年9月，由中國共產黨聯合民主黨派及其他無黨派人士發起的政治協商會議，在創建新中國同時奠定了新型政黨制度的基本框架。此后七十余年風雨歷程，中國共產黨帶領各民主黨派歷經艱險挑戰，確立了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的基本格局，將這一制度長期存在和發展載入憲法，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新型政黨制度下，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之間的關系，不是西方政治譜系中執政黨和在野黨的對立競爭關系，而是遵循“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基本方針，雙方是休戚與共的政治共同體，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斗，有效避免了一黨缺乏監督或者多黨輪流坐莊、惡性競爭的弊端。

　　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

　　代表性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政黨(Party)一詞在英語中原本含義就是“部分”，因而任一西方政黨總要是某個階層、某個族群、某個地域、某個利益集團的代表，兩黨或多黨對抗的競爭性政黨制度和選舉制度核心目標就是解決“誰輸誰贏”、哪個集團的代言人(政黨)執掌國家權力、占有更多利益的問題，并不追求最廣泛代表性和保障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與之不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能夠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達到這一效果，關鍵之處有二：

　　一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文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歷史上，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民主黨派不可能實現各自成立之初提出的民族解放目標。今天，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才能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領航掌舵，才能避免陷入不同集團無休止的利益爭奪和政治斗爭、保障中國人民根本利益，也才能更好發揮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作用。

　　二是民主黨派積極參政。中國同樣存在不同群體的利益差別，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發展培育新的社會階層，不同群體多元訴求日益增多。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必須始終站穩階級立場。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也必須始終代表更廣泛階層和最廣大人民。這就需要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新型政黨制度下積極參政議政，協助中國共產黨了解、整合不同利益訴求，將不同群體追求美好生活的多元并有差別的樸素眾意凝結成全國人民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共同目標而奮斗的公意。

　　用制度匯聚推動發展的最大合力

　　在西方政黨制度中，政黨特別是非執政黨發揮作用的舞臺和途徑主要是國會和選舉，缺少其他參與國家治理的機制途徑和制度安排。即使不考慮西方政黨制度的對抗性問題，過少的政治參與途徑也限制了政黨功能的發揮。與之不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構建了一整套系統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與國家治理的制度機制。

　　各級人民大會廣泛吸納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2018年以來共有15.2萬余名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擔任各級人大代表，其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6人，全國人大常委44人；省級人大常委會副主任32人，省級人大常委462人；市級人大常委會副主任364人，市級人大常委2585人。作為新型政黨制度實現的重要機構，人民政協換屆時有不少于60%的委員、65%的常委和50%的副主席是黨外代表人士。

　　在各級人大和政協中，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切實履行人民代表職責，依法參政議政，參與憲法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參與選舉、決定和罷免國家機構組成人員、參與審查和批準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和國家預算，提出議案和質詢案。積極參政議政，為促進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議政建言，發揮作用。在各級人大和政協之外，中國共產黨也在各個領域大力推進中國特色協商民主，拓寬、暢通各種利益表達渠道，確保決策既尊重多數人的意愿，又照顧少數人的合理要求，體現了“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的人民民主真諦。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既反對惡性黨爭，也反對一黨獨裁、缺乏監督。中國共產黨主動支持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開展民主監督，監督國家憲法和法律法規實施情況、中國共產黨和政府重要方針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情況、中共黨委依法執政及中共黨員領導干部履職盡責、為政清廉等情況；構建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聘請黨外人士擔任特約人員的制度機制，現在共有12700余名黨外人士擔任地市級以上有關部門特約人員；并在脫貧攻堅等眾多重要領域積極創新民主監督新實踐。

　　中國共產黨積極推薦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擔任領導職務、直接參與各項具體工作，在各個方面為推動國家發展貢獻力量。在歷次中國各級人民政府換屆中，已經形成了系統的、固定的黨外干部選拔機制。目前，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國務院部委辦擔任領導職務的黨外干部有14人；擔任副省長(副主席、副市長)29人，擔任副市(州、盟)長380人；擔任省、市一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和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分別有45人和345人。同時，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在打贏脫貧攻堅戰、推動重大改革、聯系港澳臺同胞海外僑胞等方面也發揮著更多直接作用。例如，民主黨派自1988年起就全力參與深度貧困區貴州省畢節市的扶貧事業，八個民主黨派對口幫扶畢節八個縣區。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畢節市7個國家貧困縣，1981個貧困村、675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簡而言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既植根中國土壤、彰顯中國智慧，又積極借鑒和吸收人類政治文明優秀成果，是中國模式和中國奇跡的重要基石。第二個一百年奮斗歷程需要新型政黨制度更好發揮作用，也希望中國實踐的智慧結晶能為世界政治文明發展提供更多借鑒啟示。

　　受訪者簡介：

　　強舸，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建部副教授，黨建原理教研室副主任。研究領域主要為黨建理論與國家治理、世界政黨比較等，在理論研究和大眾傳播領域都有較多成果，多篇有關黨建理論、美國政黨政治的咨詢報告獲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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